由於大陸讀者不知道我是台灣人，其實台灣不論行政立法部門或政黨間的監督制衡，或廉政署的設計，都是防止貪腐的機制，所以林益世事件凸顯的不是沒有制度，而是制度的不足。中國大陸沒有真正的反對黨，監督機制付之闕如，所以大陸人民對制度的期待殷切，因此讀者的反彈我可以理解，然而台灣社會對品德教育的冷漠卻令我不安。
我仔細觀察台灣在林益世事件發生以後，媒體輿論除了批評、對事件情節捕風捉影之外，很少有人重視根源性的道德教育問題。雖然馬英九總統信誓旦旦不讓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，但是他如何保證政務官的品德？其實以台灣目前社會功利主義盛行，馬總統的保證似乎是一廂情願，因為台灣社會熱衷政治的人，絕大多數不是為名就是為利，“為人民”通常只是選舉的口號，而名利心重的人一旦擁有了權位，其實很難抵擋誘惑。不是這些人比社會上一般人壞，而是他們的環境使然。
七月中我應邀到廣州中山大學，參與倫理學名家論壇，我談的主題是＜聖人與道德運氣＞，其中提到“環境運氣”概念，可以用來說明上述的論點。許多人在批評官員貪腐時疾顏厲色，甚至對貪污這件事痛心疾首，但是批評者有沒有想過：“如果我在同樣的位子、擁有同樣的權勢，會不會和他一樣？”就像去年發生在廣州佛山的小悅悅事件，如果你是路過的旁觀者，你會不會和那18個被罵到體無完膚的路人一樣，視而不見？納粹德國時期，許多人忌憚於納粹的凶殘而忍氣吞聲，對猶太人的苦難冷血旁觀，如果你出生在納粹時期的德國，你會不會和這些人一樣，不顧正義、勇敢的道德呼喚而苟且偷生？
你沒有得到貪官的罵名也許是運氣好，因為你當不了官
；你沒有被罵懦弱是運氣好，因為你沒有出生在納粹德國；沒有人指責你“沒良心”也是運氣，因為你正好不在小悅悅車禍的現場。這樣說不是主張貪污無罪、見死不救不該被罵，而是我們在批評別人不道德時，應該深究問題的根源，否則把一位貪官拉下馬，換上去的可能另一個貪官。
貪官不是當了官才貪，一個平常就偷雞摸狗的人，當了官自然變成貪官；如果功利價值觀瀰漫整個社會，要找到不貪的官反而比較難，所以問題的癥結不是貪官，而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。制度是外在制裁，如果人們的起心動念是邪惡的，再完善的監督機制也無法弊絕風清，實際社會中不只有官商勾結，也有官官相護，如果林益世對陳啟祥的需索不是逾越了恐怖平衡點，他現在應該是逍遙法外、仍然頤指氣使。因此杜絕貪腐不只需要外在制裁，還需要培養內在的良心制裁，只有導正功利價值觀，才能淨化貪腐賴以滋長的土壤，這不靠道德教育要靠什麼？
在一個以經濟發展為主流價值的社會，人民對於“以道德教育根治貪腐”的說法表現淡定，似乎是合理的，但卻令我憂心：因為這顯示人們不自覺自己的價值觀是“林益世們”的幫兇；這也顯示我們和大陸人民的思考深度，停留在同一個層次。（人間福報，2012. 7. 2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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