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三月，主張廢除死刑的法務部長王清峰，因為不願意執行死刑，在輿論的龐大壓力下請辭獲准；最近法務部一口氣槍決六名死刑犯，再度引發死刑存廢議題的討論。事實上死刑存廢、安樂死、墮胎等，長久以來都是應用倫理學上極具爭議性的問題，到現在為止，正反雙方的辯論仍在持續當中，並沒有任何一方提出具有壓倒性的論證。所以死刑存廢與否，其實是一個值得理性思辨的問題，但是遺憾的是，在我們社會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者，情緒性的成分往往多於理性。
有人以“台灣有八成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”為由，反對廢除死刑。民意當然是政策或立法的主要依據，但是“民意如流水”表示民意不但經常變動，而且有時候多數民意不一定是正確的。民意會改變，同性戀似乎是最好的例子，30年前台灣社會對同性戀普遍是反感的，同性戀者必須承受各種醜化、污名化和異樣的眼光。但是社會逐漸開放以後，現在的同性戀者不但不會受到太多的歧視，甚至同性戀婚姻也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社會認可。
至於多數意見不一定正確也不難理解，如果一項民意調查的題目是：「年所得高於八百萬者才需要繳稅，政府所需要的稅收完全由繳稅者按所得比例分攤」，這項調查一定超過八成的支持度，因為台灣年所得超過八百萬的人口不到20﹪。但是這顯然是一個不正義的政策。事實民主國家雖然施政以民意為依歸，但是如果人民普遍缺乏公共精神，不負責任的多數會做出為自己減稅、不補助弱勢的決定，換句話說，民主多數的決策的結果，有可能對自己和下一代都是災難。因此自由主義學者一再強調，有遠見的政治家需要努力的是：縮短民意和明智決策之間的差距。
死刑存廢是一個嚴肅的問題，需要以理性的方式面對。事實上台灣大多數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，多數是憑個人感覺，缺少學理上的探究和思辨，包括王建煊院長的談話，除了他多了一個政治頭銜之外，其實他的見解和鄉野草民並無二致。
這幾年我在台大開了一門「道德推理」的通識課，上半學期的內容是倫理學理論，下半學期介紹應用倫理學的議題。王清峰辭職引發我一個構想，就是除了上課之外，我把應用倫理學中的三個主題當成學生辯論的題材，其中一個就是死刑存廢。修課學生約160人，在開學選課人數確定後，我就將學生分成六組，每兩組針對一個議題進行正反雙方的角色扮演。所以學生在學期初就知道自己辯論的主題、立場，也開始進行資料的搜集和組員的討論。辯論的進行被安排在我對該議題的講述後的一週，也就是說我會對每一個議題在學術上正反論證先做介紹，下週就讓學生針對該議題進行辯論，在學生辯論完之後，由全班同學進行投票，選出他們認為勝利的一方。連續兩年來，針對死刑問題一共進行的四次辯論，投票結果都是支持廢除死刑的獲勝。
我自己研究倫理學理論多年，投入應用倫理議題的時間並不多，因此對於死刑存廢這個議題所閱讀的文獻仍然有限，如果真要問我到底贊成還是反對，以我目前的學養大概只能說：我比較傾向某一方，但我絕對不敢說另一方一定是錯的。事實上從我上課的實際經驗顯示，儘管台灣有接近八成的人反對廢除死刑，但是學生在經過研究之後，多數人卻認為廢除死刑比較有道理。此一有限樣本的實證結果，並不能因此證明我們應該廢除死刑，但至少證明深思熟慮的決定不一定和民意一致，也證明處理這個充滿情緒性的議題，應該需要更多的理性。（人間福報，2012.12.2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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