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論 - 誰來建立制度？

對於我談論道德教育的兩篇文章，讀者的批判聲音仍然多於肯定，雖然有些讀者承認道德教育的必要性，但還是認為制度應該先行。以目前的社會情境，強調制度先行好像比較容易得到掌聲，但問題是：誰來建立制度？

也許可以說，人和制度是一種辯證關係，但是人還是根本，因為制度不論好壞都是由人建立的，而且能夠建立或制訂制度的人都是掌握權力的人，如果有權力的人都是貪腐，那如何期待他們建立防治貪腐的制度？如果其中有人不貪腐，但整個權力集團貪腐氣氛濃厚，這些清白的人能夠不隨波逐流而存活下來，並且說服貪腐的多數而制訂防貪制度嗎？所以那個應該先行的防貪制度從哪裡來？

好的制度往往必須出自好人手中，至少是心存善念的人，因為邪惡的人永遠會設立一個對自己有利、對社會不見得有利的制度。孫中山先生推翻貪腐的滿清，制度完全改變，但是中國有立刻變得更好嗎？瞭解台灣現狀的人都知道，台灣的民主已經逐漸進入制度成熟的階段，但是如果當時沒有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，台灣可能還處於威權統治時代；美國今天的強大，必須歸功於開國大臣的格局、胸襟和視野，才可能建立一個對社會整體比較有利的制度。然而即使台灣和美國都已經具備讀者所期待的監督制衡，這些社會就沒有貪腐問題嗎？因此道德教育不是制度設立以後，才應該進行的後階段工程，它不只必須和制度的考量齊頭並進，反而在制度不足的狀況下必須先行。

有些讀者以為，我談的道德教育只是涉及個人品格，無關政治制度，但其實不然，西方的倫理學和政治哲學是相連結的，政治哲學中所討論的公平、正義都是道德概念。因此我所謂的道德教育，不只是個人的修身養性，還包括培養個人在面對社會時的正義感，所以當代西方倫理的教材中包括正義、權利等概念的探討，也就是說，它包括公德和私德。

當社會的道德逐漸敗壞，炫富、拜金主義、笑貧不笑娼的風氣瀰漫時，一談到道德教育，中國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回到中國傳統文化找答案，但是這並不是我的答案。以儒家為例，儒家主張人性是善的，而且人人皆可以成聖賢，在這種假設下，社會的道德標準當然會要求每一個人都成聖賢，否則就是自甘墮落。但是成聖賢多難，因此為了迎合社會標準，只好說一套做一套、陽奉陰違，不是沒有人真正朝向儒家的聖人要求精進，但大多數人都會因為這個標過高而放棄。所以儒家的理不是不好，而是陳意過高，並不合乎一般人的人性。

西方社會大部分的倫理學論證起點則假設人性是利己的，雖然有些學者並不否定人有利他心，然而利他心較弱，所以西方的人性論普遍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心具主宰的地位，我認為這個人性的假設比較合理。從柏拉圖的《理想國》開始，西方對於“為什麼要有道德？”這個問題的主要論證，是在假設人性是宰制性利己的情況下，為什麼還是需要道德，換句話說，西方倫理學的要說服的是：為什麼道德對自私自利的人還是比較有利。

此外《論語》語句精簡、字字珠璣，但只有結論而缺少推論；而西方的倫理學，重視的是論證和推論。因此傳統中國的道德教育大部分是說教而不是說理，而西方則是說理而不是說教，許多讀者對道德教育產生反感，就是因為他們還停留在傳統中國的道德教化思維之中。

在一個以經濟發展為主導、人心普遍利己傾向的社會，以主張性善的學說作為道德教育的內容，說服力會大打折扣；因此對於有心於從事道德教育的老師們，我建議採用西方的道德論證作為教學內容，才比較有機會說服人們：有道德最終是有利的。奉勸所有想要從事社會根源性改革的人，根治人心的事情絕對不能急功近利，我們冀望的是一代比一代進步。趨利避害是人類的生物性本能，所以一個過度重視自己利益的人，仍然停留在人的生物層面；而道德行為往往是對自己不一定有利但卻對別人有利，所以當一個人重視道德、懂得關心別人時，其實是一種脫離野蠻而進入文明的象徵。如果我們不從這樣的道德教育入手，難道要等待那些心存貪腐人有一天良心發現？（南方周末，2012年8月9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