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9月18日 星期二

時論 - 誰來建立制度?


對於我談論道德教育的兩篇文章,讀者的批判聲音仍然多於肯定,雖然有些讀者承認道德教育的必要性,但還是認為制度應該先行。以目前的社會情境,強調制度先行好像比較容易得到掌聲,但問題是:誰來建立制度?

也許可以說,人和制度是一種辯證關係,但是人還是根本,因為制度不論好壞都是由人建立的,而且能夠建立或制訂制度的人都是掌握權力的人,如果有權力的人都是貪腐,那如何期待他們建立防治貪腐的制度?如果其中有人不貪腐,但整個權力集團貪腐氣氛濃厚,這些清白的人能夠不隨波逐流而存活下來,並且說服貪腐的多數而制訂防貪制度嗎?所以那個應該先行的防貪制度從哪裡來?
好的制度往往必須出自好人手中,至少是心存善念的人,因為邪惡的人永遠會設立一個對自己有利、對社會不見得有利的制度。孫中山先生推翻貪腐的滿清,制度完全改變,但是中國有立刻變得更好嗎?瞭解台灣現狀的人都知道,台灣的民主已經逐漸進入制度成熟的階段,但是如果當時沒有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,台灣可能還處於威權統治時代;美國今天的強大,必須歸功於開國大臣的格局、胸襟和視野,才可能建立一個對社會整體比較有利的制度。然而即使台灣和美國都已經具備讀者所期待的監督制衡,這些社會就沒有貪腐問題嗎?因此道德教育不是制度設立以後,才應該進行的後階段工程,它不只必須和制度的考量齊頭並進,反而在制度不足的狀況下必須先行。
有些讀者以為,我談的道德教育只是涉及個人品格,無關政治制度,但其實不然,西方的倫理學和政治哲學是相連結的,政治哲學中所討論的公平、正義都是道德概念。因此我所謂的道德教育,不只是個人的修身養性,還包括培養個人在面對社會時的正義感,所以當代西方倫理的教材中包括正義、權利等概念的探討,也就是說,它包括公德和私德。
當社會的道德逐漸敗壞,炫富、拜金主義、笑貧不笑娼的風氣瀰漫時,一談到道德教育,中國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回到中國傳統文化找答案,但是這並不是我的答案。以儒家為例,儒家主張人性是善的,而且人人皆可以成聖賢,在這種假設下,社會的道德標準當然會要求每一個人都成聖賢,否則就是自甘墮落。但是成聖賢多難,因此為了迎合社會標準,只好說一套做一套、陽奉陰違,不是沒有人真正朝向儒家的聖人要求精進,但大多數人都會因為這個標過高而放棄。所以儒家的理不是不好,而是陳意過高,並不合乎一般人的人性。
西方社會大部分的倫理學論證起點則假設人性是利己的,雖然有些學者並不否定人有利他心,然而利他心較弱,所以西方的人性論普遍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心具主宰的地位,我認為這個人性的假設比較合理。從柏拉圖的《理想國》開始,西方對於“為什麼要有道德?”這個問題的主要論證,是在假設人性是宰制性利己的情況下,為什麼還是需要道德,換句話說,西方倫理學的要說服的是:為什麼道德對自私自利的人還是比較有利。
此外《論語》語句精簡、字字珠璣,但只有結論而缺少推論;而西方的倫理學,重視的是論證和推論。因此傳統中國的道德教育大部分是說教而不是說理,而西方則是說理而不是說教,許多讀者對道德教育產生反感,就是因為他們還停留在傳統中國的道德教化思維之中。
在一個以經濟發展為主導、人心普遍利己傾向的社會,以主張性善的學說作為道德教育的內容,說服力會大打折扣;因此對於有心於從事道德教育的老師們,我建議採用西方的道德論證作為教學內容,才比較有機會說服人們:有道德最終是有利的。奉勸所有想要從事社會根源性改革的人,根治人心的事情絕對不能急功近利,我們冀望的是一代比一代進步。趨利避害是人類的生物性本能,所以一個過度重視自己利益的人,仍然停留在人的生物層面;而道德行為往往是對自己不一定有利但卻對別人有利,所以當一個人重視道德、懂得關心別人時,其實是一種脫離野蠻而進入文明的象徵。如果我們不從這樣的道德教育入手,難道要等待那些心存貪腐人有一天良心發現?(南方周末,201289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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