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論 - 道德教化，有心就有力

連續幾篇以道德教育對抗貪腐文章，引來讀者不少的討論，相當多讀者認為，防治貪腐的方法就是建立民主監督的制度，以大陸目前的發展階段，這個想法我完全可以理解，但問題是：誰來建立民主制度？人民如何獲得權力？現在擁有權力的人有什麼理由把權力交出來？

從讀者的反應中，沒有人提出任何一個方法或步驟，使自己口中的制度能夠實現，如果只是期待民主制度，卻完全沒有可以實踐的方式，很難具有說服力。在防治貪腐上我認為道德是根本有三點理由：（1）任何制度（包括防貪）的訂定源自權力，有權力者如果沒有道德，他們所製訂的制度只會圖利自己；（2）即使決定制度者具有道德良心，設計一套可以有效監督制衡的制度，但是執行制度的是人，執法者如果缺德，有可能出現官官相護、同流合污的貪腐集團；（3）所謂“法治”不只是一套完善的法律，而是政府和多數人民普遍遵守和服從法律，所以法治國家的關鍵是守法。然而知法不一定守法，守法是一種道德表現。因此任何民主監督機制的良好運作，預設人民守法的品德，否則只能說是民主“制度化”，但不是民主的“實現”，因此道德是制度的根本。

許多讀者對民主制度防治貪腐過於樂觀，菲律賓是一個民主國家，但是她的貪腐應該更甚於中國；新加坡的民主化程度不如台灣，但是新加坡的貪腐沒有台灣嚴重。新加坡的嚴刑罰在當代可能不足為訓，然而拿新加坡和菲律賓比較可以凸顯“民主”和“防貪”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。當然民主的好處不在於此，可是國人比較不熟悉的是：民主政治的好處和道德相關，因為民主和法治是一體的兩面。

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一個好方法， 我的親身經驗可以證明“民主不是萬靈丹”。 我不只研究倫理學、政治哲學，也親身參與馬英九先生多次重大的選舉，以1998年馬先生參選台北市長為例，我是馬陣營的發言人，當時的對手是尋求連任的陳水扁，選舉期間對方陣營把我斗大的頭像做成公車廣告，放在公車車身外圍滿街跑，旁邊寫著“新賣台集團”。把想法不同的人等同於“賣國賊”加以羞辱，這是台灣的民主選舉；台灣民主的惡質文化不只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，事實上“為反對而反對”的政黨惡鬥無日無之，政治上長期內耗的結果是：人民對政治厭倦、反感之餘，有許多人懷念蔣經國統治的戒嚴時期，認為台灣太自由、過度民主了。

也許有人認為台灣的政黨惡鬥無關貪腐，但事實不然，在台灣只問藍綠不問是非、黨同伐異的結果，助長許多政客可以在政黨的保護傘下藉勢藉端。今年六月台灣發生高官林益世貪腐事件，如果不是因為林益世態度太過囂張，索賄超過“恐怖平衡”，迫使廠商用錄音的方式使他無所遁形，否則他現在可能還逍遙法外。

其實台灣的現狀不是民主制度的錯，關鍵還是“人”，中國社會現在有許多人對民主存在一種浪漫卻不切實際的想法，美化“人民”的力量。真正的人民是一盤散沙、各持己見、甚至自私自利，當人民缺乏足夠的公民道德教育，把權力交給他們的結果可能是災難，法國大革命後的恐怖、納粹德國造成的人類浩刼，都是民主政治的結果，孫中山先生在實施憲政之前強調訓政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換句話說，不合格的“人民”實施民主，可能比洪水猛獸還要可怕，所以民主不是不好，但是它的基本前提是公民必須具有一定的素養，當人民沒有自主能力、缺乏公德心，這樣的民主政治不如開明專制，這就是台灣和新加坡的差別。

多年來參與實際政治的切身經驗，讓我體會到台灣的問題不是制度，而是公民道德。在台灣幾乎清高、有能力的人不敢碰政治，因為一沾上政治就會被對手抺黑、羞辱，所以政治領域出現劣幣驅除良幣的現象，一般人民對政治充滿了無力感。台灣經驗可以再一次證明：只有制度是不夠的。當然長期而言，民主還是優於專制，因為開明專制依賴的是英明的領導，然而我們無法保證領導永遠英明。民主政治的好處是監督制衡、定期改選，即使人民可能犯錯，但下一次可以改正。

此外，民主不是靠等待，權利是爭來的，主張制度優先的人與其坐而言，不如起而行；成熟的民主更不是一蹴可幾，為了避免未蒙其利先受其害，培養公民的品德絕對是必要的準備，認為先建立制度、再進行道德教育的人，就是沒有體驗過台灣在民主政治過程的崎嶇、顛簸，以道德為本的制度訴求，才可以使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少走點寃枉路。

改革制度較難，必須擁有權力才做得到，而且執行制度的是人，人的品質決定社會的品質；相對的，道德教化卻操之在己，有識之士只要有心就有力，做一點算一點。一旦教化有成，自然會形成社會共識，對有權力者造成壓力，迫使他們進行制度改革。許多人認為道德教育緩不濟急，但是十年後這些人還是以緩不濟急為藉口，什麼也沒做，而有心人已經在這塊園地耕耘了十年，誰的路比較正確？讓實踐來檢驗！（南方周末，2012年8月30日）